谁导致了社会成本的上升

谁导致了社会成本的上升

　　在元旦假期，央视财经频道推出《解密阿里巴巴》，马云面对镜头，说阿里了不起的一步就是建立了信用体系。事实上，信用体系和电商平台，让中国的交易成本大幅下降，消费和商业得以扩张。
　　电视里的话音未落，阿里生态系统里的重要一员，蚂蚁金服愤怒地将内蒙君正告上仲裁委，后者自去年天弘基金增资扩股后，迟迟不付钱。原因很简单，内蒙君正见利忘义，看到天弘基金的核心资产余额宝规模越来越大，就想拖着，把之前谈判好的价格拖黄了，以获得更高的溢价。
　　这样的“伙伴”越多，交易成本也就水涨船高，等到交易成本高不可攀，交易无法进行，市场也就崩溃了。
　　大抵上，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寻成本、决策议价成本和交易监管成本，决定着这个市场的生意难不难做。内蒙君正的见利忘义，正是决策议价成本的失守。跨年的肥皂剧融绿之争，也是在于契约精神不足，变故丛生，最终交易失败。长此以往，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信用成本太高，防范成本太高。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复播后的《武媚娘传奇》引发热议，因为胸没了，满屏都是大头。基本上，该剧根据广电总局的审查意见，重新剪辑了片子。那么问题来了，广电总局的审查规定较为粗放，只有大原则，没有小细则，这导致影视剧的过审处在一个模糊地带，靠重复博弈才能估算出一个安全范围。然而这个“安全范围”也是不稳定的，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就没事，《武媚娘传奇》就有事，傻傻说不清楚。
　　一旦没有过审或审核过长，影视剧的投资就要打水漂或遭受很大损失。暂不去说这里面的创新压抑和寻租腐败，审查的成本实实在在影响了市场的交易。《武媚娘传奇》的停播与复播，就是在于交易监管成本的不可测和不确定。审查应该也建立一个“负面清单”，让影视剧对于过审心中有数，而不是惴惴不安，将成本的不确定性降至最低。
　　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此前为某个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制作了一张图表，这个项目走完全部审批流程，要经过20个局、50个处室中心办、100个流程环节，盖108个章，需要799个工作日，被称为“万里审批图”。昨天，在广东考察的李克强总理，指着这张图说，“这些多余的审批项目都该打叉，把它送进历史”。审批成本在中国，一直是交易成本高企的痼疾，自2013年开始的简政放权改革，就是旨在降低市场的这个交易成本。
　　一部改革开放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削低社会交易成本的历史。如今我们认准依法治国的道路，强调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盖因法治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利器。当一个社会的不确定性愈小，法治愈有力，交易成本就愈低，市场也就愈加繁荣。市场经济下，交易成本永远为正，不可能归零，区别在于不同的制度安排下，资源使用的效率不同。无穷小的交易成本，正是我们改革的目标，而不是相反。

一部改革开放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削低社会交易成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