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是不能停的持久战

简政放权是不能停的持久战
总理为“我妈是我妈”的证明发飙，这一回连开证明的民警都看不下去了。
继湖南一派出所开证明批评民政局后，云南一派出所开出的别样证明也在网络上热传。这份证明怒斥，“老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科，难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买房吗？贵单位凭什么立此规定？”
8月6日，云南盐津县普洱派出所民警张钦证实，这份证明确实是他出具的。张钦说，“我当了两年的户籍民警，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过买房要开无罪证明的”。当事人也向他抱怨道，这也要证明，那也要证明，腿都跑断了。他回忆道，当时两人相视一笑，“以后犯罪了就不能买房了”。
这一纸“证明”的确荒唐可笑，但从“简政放权，为民服务”来看，各种“无法自证的清白，无需证明的证明”让人们四处跑腿、无语凝噎而笑不出来。民警都忍不住说了：“开这个是我们的职责，但有些地方确实不需要。”
表面上是政府各部门“信息私有”对于所拥有的数据信息缺乏有效的传输，导致公众自己变身为部门信息的“传输带”，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最终推给了百姓。
各职能部门就像一个个行政“堡垒”、信息“孤岛”，为了一纸无必要的证明，让老百姓四处朝拜，甚至为了拿到这个无必要的证明而违规操作，也给某些“掌权”的人员提供了“创利”的条件和机会。
往深里追究，泛滥的证明，其实仅“证明”两点：一是弄权有术，二是唯恐担责。办事机构推诿责任、官僚作风盛行只是原因之一。有的办事机构办事要求当事人提供这样那样的证明，往往还出于利益的驱使：证明机构开具证明，通常是要向当事人收费的。而证明机构有的即是办事机构的附属机构，有的与办事机构有这样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过去制定行政法规、规章、红头文件在规定各种行政管理制度时，往往过多地考虑如何保障管理者管理方便，而较少考虑如何保障当事人办事方便，因此习惯性地要求相对人提供这样那样的证明，以相对人提供这些证明材料作为办事机构办事的前置程序。
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开门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当头炮”、“先手棋”。两年多来，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
即便如此大力度的改革，各种奇葩证明仍然赶不尽杀不绝。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式改革是增量改革，不可避免地也留下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过重、寻租与腐败等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藩篱。李克强总理说，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简政放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
自我限权，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将政府改造成专注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机构，就需要下更大决心放弃与服务型政府不符的各种权力，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干预的行政制度，奇葩证明只要一天还在，简政放权就是一刻都不能停的持久之战。

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式改革是增量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