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法治和企业家 为期三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决策层对于中国经济的现状以及如何改变,心里十分明白。 根据新华社昨日授权发布的会议内容概要,文风着实令人眼前一亮,脉络清晰,不说废话。全会提出了新常态的9个判断以及8个“更加注重”,点出明年要有所突破的九大改革和三大战略,布置了明年经济工作的5项任务,并明确了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出鞘时机。纷繁复杂的中国经济有如庖丁解牛一般,不管落实情况如何,至少我们在正确的方向,区别在于五十步、一百步,还是原地踏步。 如何处理稳增长和调结构的矛盾,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影响我们的判断。很多矛盾,短期与长期,刺激与改革,旧思维和新常态,要素投资和创新消费,衍生于此。路径依赖的变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点在2014年看得更加透彻。这个依赖,有市场的依赖,有权力的依赖,有利益格局的恋栈,转巨石于万仞,庙堂和江湖,都捏着一把汗。 路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就要咬着牙走下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被赋权相机抉择,加杠杆和去杠杆,起起落落之间,不用拘泥于文字游戏。既然“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已成共识,那么我们相信就不会再回到“刺激幻觉” 中去。在向前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上帝视角,有的只是历史的合力。 新常态从提出,到全面阐释,到系统论述,已经明确指出大变局时代的到来。过去不重要的,或者是可以牺牲的,都将成为新的权重和变量。过去产能最重要,现在产品最重要;过去要素最重要,现在创新最重要;过去法治不足尚无大碍,现在市场经济的终极竞争力只能是法治。这也是为什么要“更加注重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产权的意义在于定纷止争、鼓励竞争和消弭冲突,没有强大的财产权保护,弃船心态始终游荡。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财产权和自由,是三位一体的。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宝贵财富,会议对此表示认同,提出“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1984年的 柳传志,到1992年的 冯仑,再到世纪之交的互联网大佬,市场在他们的砥砺开拓下,日益丰富和多样。但我们仍需看到企业家阶层仍很孱弱,过去更多是商人经济,距离企业家经济尚有距离。商人经济在于捕捉市场机会,近年来投机化的趋势趋显。企业家经济在于创造价值,在于创新需求,企业家要为客户和市场创造价值,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简单的廉价要素竞争力。 商人变成企业家,更为深刻的变化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如果权力对于市场没有如此之大的掌控力,对于企业没有可以达到影响生死的地步,企业家才会从旧的政商关系中脱身,专心于创新,而非专心于关系。 明年会更好,如果我们对于改革仍抱有希望和热情,以及决心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