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新国标应是合理分配的责任契约

　　理想中的校车新国标，固然是赋予校车以高度稳固的国家规范，但它同样应是一套责任、利益合理分配的契约。正因如此，尊重各方的意见与诉求，在差异化路径中寻找平衡，在博弈中取得共识，将会是行之有效的校车新国标顺利产出的前提。

　　1月5日起，由十个部委与主流客车生产企业联合召开的新校车标准征求意见会在京召开。工信部提出校车的安全性要提高，但成本要合理控制，要有利于普及，对此各方表示认可。多数与会车企代表表示，新标准不可套用美国校车标准，成本太高，脱离了农村实际。（1月8日《钱江晚报》）

　　站在新的节点回望，那些血染的校车之殇，虽已沉淀为昨天的历史，但一种挥之难去的疼痛感，却依旧缠绕在国人的心头。正因如此，提上议程的校车新国标，更像是疗治悲恸的一剂解药，它让校车的安全运行，成为了可以抵达现实的公共预期。

　　诉诸时间刻度的审视，校车新国标承载着承前启后的功能，它是对过去的结束与告慰，也是对未来的梳理与展望。标准以何种方式、脉络或细节酌定下来，决定着今后的校车运行将填充进多大成分的安全性能，正是这一事实，决定了校车新国标必须是责任细化、目标明确而又具可操作性的刚性规范。

　　从目前的来看，围绕校车新国标的争议，集中在照搬欧美标准与依国情而订的路径取舍上。毋庸置疑，前者的可参照性，在于高理论标准。这一点，热传于网络的美国校车撞悍马的图片已予以了很好的阐释；而后者，则更直接、更现实，关系到新国标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消化被执行。

　　虽然说，囿于频繁的伤痕过后深度淤积的期许，以及对依国情而订可能稀释校车的安全维度的焦虑，公众舆论普遍倾向于执行欧美标准，而表现出对“国情论”一如既往的排斥。然而，欧美标准固然是经现实磨合后的经验与范式，但它终究植根于欧美国家发达的经济水平，盲目的引进与照搬，很可能造成标准与现实的断裂。需要看到，标准筑高之后，必然对应着校车生产、使用、管理成本的提高，对大中城市而言，这部分成本尚能轻易消化，但对财力匮乏甚至无钱购置校车的小城镇以及偏远乡村而言，这无疑会加重资金负担，从而使标准悬空。从这个角度讲，“多家车企反对套用美国校车标准”并非无的放矢，甚至，它同样应被理解为对校车新国标无法照进现实的某种忧虑，虽然这里面牵涉了车企的自身利益。

　　校车新国标之争，根本上还是责任划分之争。移植欧美标准还是依国情而订，无非是地方政府、学校、校车生产方、监督管理部门对责任边界的不同理解，涉及财政、投入产出、管理职责等多种因素。而经验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套成熟标准的订立，离不开利益关联方的充分参与。置于这一语境之下，围绕校车新国标的争议，自然应视作情理之中。毕竟，即便标准研制的所有初衷，都直指校车安全、稳定、坚固这一叙事中心，但利益立场的多元化，以及国情的掣肘，都决定了责任的细分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必然是激烈博弈的结果。

　　理想中的校车新国标，固然是赋予校车以高度稳固的国家规范，但它同样应是一套责任、利益合理分配的契约。正因如此，尊重各方的意见与诉求，在差异化路径中寻找平衡，在博弈中取得共识，将会是行之有效的校车新国标顺利产出的前提。（南方网编辑：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