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大型活动，这就是办法？

取消大型活动，这就是办法？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在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之后，全国各地多个大型活动纷纷取消，理由都是保障公共安全。比如已举办了20多年的上海豫园新春民俗艺术灯会取消，原定本周六举行的林俊杰郑州演唱会取消。甚至，上海车展取消车模也被穿凿附会为安全考虑，防范短时人流聚集。
　　海口马拉松倒是如期举行，却因对城市主干道管制9小时而被吐槽。这或许更坚定了一些地方取消大型活动的决心。不够重视出安全事故，高度重视又变成扰民，官员心里难免也嘀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
　　可惜，“为官不易”这套说法，既不被中央买账，也不被老百姓买账。大家期待的是善治，而不是懒政。虽然我们不赞成带着“上帝视角”来给官员挑错，但如果因噎废食就是办法，那么这个官员也太好当了。
　　大型活动出现安全事故，是典型的“多因一果”，多个因素失控叠加，最后合力制造了人们始料未及的事故。人多固然是这其中的原因，但也只是原因之一，留给政策的空间还很大。政府措施得当，应对得力，比如信息的预警、公共设施的设计、人流的控制、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都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两者是良性的互动，而不是一方向前，另一方原地不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表述，强调的是“治”，而不是“管”。后者是行政干预，左手限制，右手一刀切；前者是致力于公共利益最大化，寻求有规范的效率，避免无约束的效率。
　　现在的中国社会，利益多元，诉求不一，早已不是非黑即白、一分为二的社会。政府做事不能走极端，不能在不管事和不办事之间大挪移。如果对外滩踩踏事故的教训总结就是取消了事，那我们的治理能力便还在前现代化时期。转型年代也好，新常态也好，都是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够适应复杂社会的需要，治理精细化、科学化。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所下的九大判断中，第一个判断就是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在新常态里，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是过剩的产能与人民群众日益多样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大型活动本身就内嵌在消费之中，承载着人们不断更新的商业消费、文化消费和健身消费，寄托着人们追求快乐的权利，政府要做的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下保障这种消费和权利，发挥主动性，有的放矢。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不是靠懒政堆砌起来的。通往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路，是制度创新和依法治国铺就的。

大型活动出现安全事故，是典型的“多因一果”

可以称之为“懒政”吧。相同的作法很多，比如把全县的牲蓄屠宰集中为一家，造成肉价高涨；豆制品加工集中到2～3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