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堵的任何手段，首先是法律手段

治堵的任何手段，首先是法律手段

在日前的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在做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为缓解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今年将制定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的规定。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也在“两会”期间表示，备受关注的单双号限行、收拥堵费、停车都要立法在先。

现在，依靠打开断头路等增量措施只能部分缓解交通拥堵，更多地要在存量这块动脑筋。治堵的手段，无非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信息手段，进一步拆分便是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差别化停车费、拥堵费、单双号、精细化管理和“朝阳群众”。对一些人而言，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并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利益的让渡。

北京拥有500多万辆汽车，也就是说，大部分家庭都不可能在治堵这项公共政策中置身事外，特别是未来出行成本增高的预期已十分强烈。此时此刻，依法治市已经不是一种理念，而必须化为实实在在的过程和行动。

北京的大城市病，有目共睹，而治理大城市病就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牢固共识。这些年，北京政府不可谓不劳心劳力，从几千亿治霾到京津冀协同，疏解千头万绪，都是迎难而上，摸着石头过河。

疏解瘦身也好，治理大城市病也好，这些漂亮的修辞，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就是一场利益的调整，覆盖政府、企业和个人，没有谁是特殊的一个，不同利益主体之间需要妥协，而能够让大家妥协的，惟有程序的公正和法治的透明，惟有共同认可的法律权威，才能将社会运行的成本降至最低。《为人民服务》里面有一句说得极好，“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当下，就是治理大城市病，让北京成为一个宜居城市。

我们已经明显感觉到，交通治堵这个事，不是单向用力能够解决得了，如果不能取得共识，让市民踊跃参与到讨论中，运行成本将极大。政府一条政策对所有人，而所有人想办法应对这一条政策，政策岂能不漏洞百出？

因此既然讲法律，就不能“飞夺泸定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固然没错，绝对政治正确，但法律追求的并不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而是公平、公正和公开，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和民意考验的“最大公约数”。这就要求立法过程要有章法，每一步都最大限度凝结着共识和可行性，每一步都对公众开放而非闭门决策，“既好看，又好吃”。

事实上，不仅是治理交通拥堵，城市的任何治理手段，应该也必须首先是法律手段。法律内化于经济的、行政的手段，是各种手段的灵魂。公共治理，首先是法治和程序，做到权力于法有据、程序合法合规、专家论证及民意听证。如此，不会说每个人都满意，但每个人都得到了公正的对待。

不仅是治理交通拥堵，城市的任何治理手段，应该也必须首先是法律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