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救援已成为事故救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易安论坛

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其救援工作一直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除了生理救援，心理救援也十分重要。国家级心理救援专家王健回顾了我国近年来重特大自然灾害及生产事故中的心理救援工作发展历程，认为——

对于此次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王健认为，从心理救援的角度，其兼有青岛“11·22”事故和昆山“8·2”事故的特点。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次事故的特点大致有以下两个：一是事发突然，造成了周边不少居民死伤，对于居民生理和心理上都造成了巨大伤害，需要及时开展心理筛查和安抚；二是烧伤患者比较多，烧伤患者的治疗特点是难度大、周期长，患者容易产生心理波动，因此，需要在生理治疗的同时辅以心理治疗。

“这次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我的两个天津的学生一直和我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一直在当地开展心理援助工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问我。他们说现在灾区的伤者、家属、目击者非常需要心理援助。”8月15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理科主任、北大医学部精神卫生专业副教授王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之前已经联系好采访时间，但是被他一再推迟，之后他向记者表示了歉意，“实在是事情太多了，总是临时有紧急的电话打过来需要处理”。作为国家级心理救援专家，王健的工作要听从国家有关部门的安排。虽然不在第一线，但是王健依然忙得团团转。除了在网上时刻关注事故进展，做好随时背包上一线的准备外，他还在力所能及地发挥特长——搞培训。

王健曾多次受国家卫计委等部门委派，带队参加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马航MH370客机失联、青岛输油管道爆炸、昆山粉尘爆炸等重特大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的心理救援工作。

8月14日下午，记者参加了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举办的“北京市中医心理应急队伍救援知识培训”。这次培训的主讲人正是王健。这次培训被安排在下午1点到4点。记者注意到，3个小时时间里，王健除了在学员的提醒下喝了一口水以外，几乎没有片刻停顿，而课件上的时间显示，12点56分，是最后一个课件的完成时间。这个有90个座位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连窄窄的走廊和过道里都或坐或站挤满了人。其间除了去洗手间，几乎没有人走动。从课后大家反馈的情况和记者的感受来讲，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王健没有把这次培训当成一次学术讲座，而是更注重实践应用，在知识介绍中巧妙穿插了大量他自身的实践经验与体会，让听课者觉得少听一句都是损失。

刘聪玖是王健的学生，正准备参加心理咨询师考试。她告诉记者，她想作为志愿者奔赴天津开展心理救援志愿服务。“但是我学习心理学的时间不长，没有实践经验，心里没底。所以，在我们的学习群里听说王健老师今天有这方面的培训，早早就赶过来了。”她说。

原来，通过媒体得知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的消息后，北京市很多医护人员和有心理咨询经历的人都产生了去事故现场开展心理救援志愿服务的念头，并且向王健进行了咨询。王健认为，志愿者有这样的意愿是好事，但是心理救援应该是很专业的，如果不加强培训和引导，可能导致“好心办坏事”。为此，王健向广安门医院副院长汪卫东提议，组织开展了此次培训。王健说，我们要将志愿者组织好、培训好，“就像汪卫东副院长说的那样，等到国家需要我们的那一刻，我们这支队伍要拉得上去，派得上用场”。

今年已经50岁的王健从事精神卫生研究与临床工作20多年，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荣誉。但是他还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今年6月离开工作了20多年的回龙观医院，来到广安门医院，与著名精神卫生方面的专家汪卫东一起推动心理救援的本土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理救援工作迎来了春天，正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必须抓住这个机遇。”王健告诉记者，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是国家第一次正式将心理救援纳入国家应急救援体系。这一年，王健作为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与其他40多位心理学专家一起，受原卫生部的指派，在地震发生后的第4天到达汶川开展心理救援工作。

汶川地震带给人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创伤，还有心理上的巨大伤害。来到灾区不久，王健就听说医院里有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因为在地震中受到惊吓，听到打雷声就以为又发生地震了，跑到屋外找到一根排水管，抱着这根排水管从五楼一口气滑到一楼。等到家人找到他的时候，他的双手双脚已经是血肉模糊。送到医院一诊断，小男孩双手十根肌腱全部断裂。

这一事件让王健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在灾害中及早开展心理救援的重要性。他开始更多地深入医院、灾民聚集点等地开展主动的心理救援。

与此同时，事故的惨烈也给普通民众的心理造成了冲击。“参与心理援助的热情呈现空前高涨的局面。热情是够了，但总体上来说是无序的。据我所知，那时不少志愿者不管是真心理咨询师还是假心理咨询师，一股脑地凭着一腔热情去灾区给灾民做心理救援。经典的模式就是，到灾民面前就打开事先设计好的心理咨询调查问卷，一下就给人家说哭了，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拍拍屁股就走人了。”王健说。

这种无序的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汶川地震灾区工作2周后，同行的其他专家都撤回北京了，王健和几个“会讲课的”专家被留了下来，用1周时间培训当地的医务人员。

2013年，四川雅安发生7级地震。在网上浏览灾情的时候，王健注意到微博上传播“心理急救手册”之类知识的人多了，同时劝告大家不要盲目奔赴一线的人也多了。到了玉树地震，相关主管部门在开展心理援助时显得更加理性，“派更专业的国家级心理救援队去”。同时，从这时开始，心理救援有了侧重点，王健出任队长的“卫生部赴玉树心理救援医疗队”在离开西宁前，跟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做了交接，“把心理救援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叫心理急救，我们到那去开展2周到3周的心理急救，然后他们接手另一部分，开展长期的心理干预”。

回顾7年来心理救援工作的开展历程，王健认为“我国的心理救援工作与国外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国家是将其作为救援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国家在日常的心理救援建设工作中给予了很大支持，而国外更多的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因此，王健告诉记者，国内虽然近年来在心理学技术上一直向国外学习，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不拘泥于形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在采访中，王健一直强调“政府重视”对于心理救援工作发展的重要性。他解释说，首先，正因为政府重视，所以从汶川地震开始的每次重特大自然灾害和生产事故救援，心理救援一直作为医疗救援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参与其中。其次，在资金投入、人员培训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为心理救援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和人员基础。再其次，卫生部门、团委培训、管理心理救援志愿者队伍，使其在历次事故心理救援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故中的心理救援不同于平常你们开展心理咨询，病人就坐在你面前，等着接受你的心理辅导。在事故中受到伤害的人一开始对于心理援助很可能是有敌对情绪的。这就需要我们放低身段，别总是端着心理专家的架子，等着人家主动向你寻求帮助。要主动帮他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比如他没有吃的，你去帮他申请一些吃的，或者他现在联络不到家人，你用自己的手机帮他打个电话联系家人。”这是王健在培训课上讲授的事故中开展心理救援的切入方法。（左图为王健自费购买玩具安慰地震中成为孤儿的小女孩。）

“在事故发生后，事故亲历者也好，旁观者也好，第一时间关注的都是生理上的伤痛，这是很正常的。这时人们心理上的伤痛不是没有出现，而是很可能被眼前繁忙的工作、生理上的伤痛暂时掩盖住了。作为心理学方面的医生，我们要学会通过这种有效接触找到心理上已经产生问题但是自己还不知道的患者。”王健说。

王健讲了一个例子。在汶川地震中，有一次他和几位专家在街头穿着白大褂开展心理援助。当地的几个小伙子看他们的打扮就问他们有没有治疗外伤的药物。他们没有急于向人家解释自己是搞心理咨询的，而是二话没说联系附近的医疗点为小伙子们弄到了一些药品。几番交谈，小伙子们终于知道他们是搞心理咨询的，于是主动向他们介绍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问题，请教该如何解决。

在为死者或伤者家属做心理咨询时，王健从不在咨询对象面前拿出心理状况评价表，而是像朋友一样与他们聊天，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放松心情。等到咨询结束，他才快步跑到一边，从兜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评价表，凭借刚刚聊天了解的情况给咨询者的心理状况打分。“人家心里已经很难过了，你还拿出一张表给人家一项一项打分，想让人家不反感是很难的。”

根据不同事故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心理救援方案，是王健的工作原则。作为国家级心理救援队的专家，他通常被要求对伤者开展心理援助。但是，不同的事故，伤者的情况也不同。王健的做法是，在重特大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上网关注事故发展动态，注意其中提到的一些细节。到了事故发生地，第一时间与当地医疗救治指挥部联系，共同协商制定详细的心理救援方案。

在江苏省苏州昆山市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中，伤者大多是被烧伤的，他们中有的人虽然意识清楚，但是没有办法进行语言表达。王健于是自制了一张表，命名为“烧伤科病患沟通表”，上面用放大的字体列出“饿了”、“渴了”、“大便”、“小便”等十几个病人常见的需求项目。当为患者做心理救援工作时，他就用这张表先与患者搭上茬。等到满足了患者的要求，患者愿意与他交流时，他再用纸告诉患者“你现在安全了，现在有很多医生在为治疗你的伤而努力，你一定要配合他们的治疗”。

“事故中的伤者一般很难在第一时间接受自己身体的巨大改变，很容易产生厌世情绪，进而做出进一步伤害自己的举动，所以对他们开展心理救援对于让伤者配合医生的治疗非常重要。”王健说。

在一次煤矿事故中，被困矿工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的不懈努力被救了出来。作为幸存者，他们中的三个人被媒体记者采访，希望通过他们还原井下的真实情况。但是让媒体记者感到困惑的是，虽然他们在井下时都被困在一处，但是这三个人讲述的情况都不一样，让人没办法分辨真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王健时，他说：“这是人在受到极度惊吓以后正常的心理反应。因为每个人的敏感点不同，他的记忆中留下的都是他最敏感的部分。因此可以说他们讲述的都是片面的事实。”王健认为，这些幸存者虽然从生理指标上来看一切正常，但是事实上心理上已经有了创伤，需要进行心理救援，而不能听之任之。

“每参加完一次心理救援，回来后我都会和同事一起对救援工作的经验进行及时总结。我们现在总结出心理救援最常用的十句话和伤员初次接触十句话（详见右下图），并且这两个‘十句话’的前后顺序都是经过我们反复斟酌的。”王健说。

“如果说在其他事故中开展心理救援是‘对哀伤的管理’，对于马航MH370客机失联事件的心理救援则是‘对愤怒的管理’。这是我的从业生涯中开展的最艰难的一次心理救援。”当记者问到对哪次心理救援印象最深刻时，王健几乎想都没想就提到了这次救援。

王健说，对于自然灾害，即使是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人们总还是可以接受的。事故发生了，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人们能做的只有愤怒或者伤心。但是对于“MH370客机失联”，看不到结果，又见不到亲人，让人总有一种有劲不知道往哪儿使的感觉。

同样是受国家有关部门的指派，王健作为心理救援组组长参加了对MH370客机失联乘客家属的心理援助工作。事后，王健自己为这次心理救援工作的特点总结了“三最”：最快，3月8日中午12点45分到达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劝乘客家属不要在这里驻守，向丽都饭店疏散；最漫长，从3月8日到5月2日，共56天，以往最长的纪录也未超过1个月；心理干预人数、次数最多，共开展6711人次心理救援，心理干预713人次，投放各类药物175人次，均为历次心理救援之最。

王健至今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走进丽都饭店时的情景——第一感觉是“极端压抑”。酒店安排了一个小厅作为乘客家属作息区，这里除了上百名家属，还不时有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医生穿行其中。在这个拥挤不堪、空气污浊的小厅里，茫然、哀伤和愤怒搅和在一起，王健和同事们能做的就是陪伴：巡视、溜达、传达信息、端药递水。陪伴进行了两三天后，王健和同事们的工作渐渐有了转机，在不断巡视的过程中，他们赢得了家属的信任。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心理援助。

随着失联的时间越来越长，乘客家属抱的希望也越来越小。希望破灭，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哀伤和无助，他们来咨询时，最常问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办？”

直到3月24日，事件又迎来新的变化。这一天，马来西亚总理要宣布飞机失事的消息。由于提前1个小时知道了消息，王健提前做了一些准备：他将常用的镇静药剪成一片一片放在白大褂的兜里，拧开了两瓶矿泉水的瓶盖。当在现场看到饭店服务员将椅子都一排一排放好后，他赶紧让他们都撤掉，告诉他们“最多留两排”。

晚上10点，当马方宣布完客机失事的消息后，乘客家属的负面情绪立刻上升到顶点：有人愤怒地大喊大叫，有人摔东西发泄，有人撕心裂肺地哭泣……王健快速行动起来，来到一个又一个昏厥的家属面前，蹲下，塞药，喂水，直到对方情绪平稳。那一晚，他彻夜未眠。

但这并不是结束。4月5日，清明节的晚上，一些乘客家属提出要举行祈福活动。因为担心乘客家属触景生情，王健又小心地陪着他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回顾历次心理救援，王健总结出这样一段话：“灾难是很难预料的，它有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当灾难被强加到头上的时候，人们要做的，不是否认，不是逃避，也不是幻想。你可以哭，可以喊，可以求助，但你必须接纳这个事实。作为心理救援专家，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帮助你去接纳事实，接纳在灾难中痛苦的你，接纳这个特别糟糕的环境。随后，一切才有重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