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简政放权的预期管理

做好简政放权的预期管理
李克强总理日前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说，“放管服”改革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要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计利当计天下利，要相忍为国、让利于民，用政府减权限权和监管改革，换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释放。以舍小利成大义、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简政放权三年来，成绩不可谓不突出。国务院部门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约600项，提前两年时间完成减少1/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但改革往往并不是简单的算术题。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看到，中央在踩油门，地方在挂空挡，基层在踩刹车，这使得原本惠及市场和企业的简政放权红利，形成了空转。
根据人民日报稍早前对浙江和河南53家制造业企业成本状况的调查，制度性交易成本种类繁多，弹性较大，仍是企业当下的最大困扰。调查中，八成以上的企业反映，多次简政放权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所下降。然而，也有一些简政放权举措在落实中被困在“最后一公里”，有时甚至导致好政策成了“空头支票”。
何以解忧？惟有继续简政放权。一方面，简政放权要从数量转向质量，一些含金量高的权力，与市场的接触面积大，与企业的运营成本休戚相关，使得企业仍摆脱不了对权力的崇拜和畏惧。而这些权力往往是出自“好心”，出自政府管制的严父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压抑着市场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接下来的简政放权，要升级到2.0版本。如果我们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依靠法治、程序来约束和监督权力，那么简政放权是可逆的，是存在黄宗羲定律风险的。权力如果可大可小，可进可退，不改随意和傲慢，它就始终保持着反弹的可能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简政放权2.0应该认真考虑的。
无论是简政放权，还是供给侧的五大战役，都是为了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都担负着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重任。供给侧的五大战役，是要承认市场规律，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些干扰和扭曲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种种制度壁垒，重点解决财政（政府）和财务（国企）软约束的痼疾，是严峻的市场局面倒逼所致。而简政放权，如总理所言，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即革命者的革命对象是革命者自己。简政放权不像五大战役那么急迫，从表面上看，还有不小的缓冲余地，但它更关键，决定着五大战役的供给侧改革成果，能否牢牢巩固，而不是时过境迁便卷土重来。
“权威人士”说，政府的预期管理很重要。预期管理，不仅仅指向权宜性质的宏观调控，也指向改革的预期管理。后者要消除人们的改革审美疲劳，保鲜人们的改革热情，维稳人们的改革信心，并让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感受到成本的降低，并免于恐惧。改革，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有获得感，简政放权仍需努力。

“权威人士”说，政府的预期管理很重要。预期管理，不仅仅指向权宜性质的宏观调控，也指向改革的预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