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2年“9?26”日照港防波堤爆夯作业爆炸事故调查(1)
关于2012年“9·26”日照港防波堤爆夯作业爆炸事故调查(1)
是较大事故还是重大事故？
——关于2012年“9·26”日照港防波堤爆夯作业爆炸事故调查
总有一道缝隙是非常明显的
探寻真相是媒体和记者的天职。我们不会轻信举报和网络上的种种传言，更不会有意和某些人、某些单位作对，只想告诉读者真相到底是什么。
让人非常诧异的是，本报记者4月中旬第一次调查之后，报社就不断接到来自各个层面的电话、信息，有“热情关心”采访进展情况的，有邀请记者到高档酒店“一起坐坐”的，有明示给予报社“丰厚支持”的，有要求来报社“沟通”信息的，还有发出“少订报不订报”警告的……
在记者5月初的第二次调查中，同样出现了诸多不正常的状况，如某些人的“揣着明白装糊涂”、意味深长的“笑而不语”，记者采访中的被盯梢、采访本被撕，受伤人员名单的无法提供等。
假如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本应理直气壮、光明磊落，不需要如此费力“公关”、遮遮掩掩。
我们并不想有罪推定。掩盖谎言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掩盖。总有一道缝隙是非常明显的，而只要找到这道缝隙，就可以剖开基本的事实。通过我们的调查，相信读者会从中看到很明显的缝隙。但要剖开基本事实，还需要有关部门本着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排除私心杂念和各种干扰，深入调查，给民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代。
从本报记者调查的过程看，找到知情人乃至了解种种可能隐藏的东西，远非高难动作。这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真相大白会有时，我们不放弃！
2012年9月26日，山东省日照市日照港岚山港区防波堤在爆夯作业过程中，发生事故，导致1艘作业船舶沉没。按照官方的说法，此次事故“造成5人死亡、3人失踪”（后3人的尸体被找到，以下表述为8人死亡）。
但时至今日，仍有群众举报说“随着一声巨响带去了12个人的生命，另有8人重伤”。接到举报后，本报4月中旬就派记者前往当地调查采访，掌握了不少情况。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可疑点尚未弄清。为了解更多情况，5月初本报再次派出记者，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
事故相关单位
曾获多项荣誉
基床爆夯分项工程发包单位的上级单位日照港集团为山东省明星企业，正谋求港口业务整体上市
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25日的《山东中海水运工程有限公司“9·26”日照港岚山港区南作业区防波堤工程爆夯作业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称，2012年9月26日13时，山东中海水运工程有限公司组织1艘铁壳甲板驳船，在岚山港区防波堤进行基床爆夯作业在完成布药、下达爆破指令后，17时45分，炸药突然在铁壳甲板驳船下爆炸，船体断为两截沉入海底，船上17人遇险。
2012年9月28日，山东省鲁安办明电〔2012〕3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和以上调查报告都称，事故“造成5人死亡、3人失踪”。
该防波堤工程由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工程的基床爆夯分项工程由该公司发包，由山东中海水运工程有限公司承包，日照市东方爆破有限公司承担爆破作业。
记者调查得知，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日照港集团的子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3日，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曾获得过多项荣誉，如“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
日照港集团于2003年5月组建，是一个拥有“港口业务、物流与贸易、建筑与制造、综合服务”四大业务板块的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连续20年获得“山东省文明单位”称号，并获得过山东省安全生产先进集体、山东省优秀责任企业、山东省安全文化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于2006年10月成功首发上市，成为山东省首家上市的港口企业。
“力争实现港口业务整体上市，是日照港集团‘十二五’期间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中国证券网今年4月15日发布的信息这样写道。
东湖一村
迥异的说法
村干部和死者家属说是“打鱼死”，许多村民却坚称是“爆炸死”
调查中，日照市安监局提供了8名遇难人员名单和家庭住址，与举报信中所提部分人物吻合。鉴于此，记者将调查重点放在举报材料中所提的另外4名“遇难者”身上。
虎山镇东湖一村是记者调查的第一个村庄。举报材料称虎山镇东湖村有2人死亡，但这2人并不在8名遇难人员名单之中。4月上旬记者第一次来调查时，已摸清东湖村分3个村，其中东湖一村确实在去年9月死了2人，死者分别叫刘积昌和刘运涛（前者是后者的大伯）。
5月3日早晨，记者再次来到该村。刘积昌和刘运涛的家紧挨着，但都是“铁将军”把门。
问起刘积昌和刘运涛的死因，该村一位老大娘和老伴都肯定地回答：“就是去年在港口施工时，被炸药炸死的，不是出海打鱼时死的。”
老大娘的老伴很热心，又帮记者电话联系刘积昌的儿子刘江。刘江在电话中称，他在日照市内，要很晚才能赶回来。
记者在村里看到村民就问，但碰到的几位中年妇女，都很警惕地问记者是干什么的，纷纷躲开记者，称什么也不知道。
记者决定去村委会问问。村委会正在开会，但很快散了会。在台上讲话的人走了出来，他就是村支书，姓费。费支书不问记者是谁、来干啥的，很淡定地坐等记者发问。
费支书方言浓重，很难懂。他介绍，东湖一村是典型的渔村，全村2000多名村民有大约500人打鱼，也就是能打鱼的男劳力基本上都去打鱼了。刘积昌和刘运涛的确是去年9月死的，但不是在岚山港施工时被炸死的，而是在渔船上打鱼时死的，“跟那起施工爆炸事故根本没有关系”。
费支书称，2人打鱼的那条船是“黑渔船”，没有船号、没有资质，2人也没有上任何保险。出事时船上就他们2人。按照当地一贯的赔偿标准，船主赔偿了2人各50多万元。
据称，该村渔民打鱼死亡不是什么稀罕事，2011年就死了4人，2012年死了3人，其中就包括刘积昌和刘运涛，“至于具体情况，我给你联系一个人，他受刘家委托全程协调事故赔偿，是刘运涛的本家叔叔”。
费支书与刘运涛的本家叔叔刘志华联系时，多次走出办公室，拉上门，在屋外打电话。
刘志华后来介绍说，村民驾驶“黑渔船”打鱼，只能偷偷摸摸，因为一旦被发现，就可能面临罚款，因而“黑渔船”更易出事。问到此船的大小，他称不大，大约80马力，一般出海一两天就能回，“是在港口炸药爆炸事故之前出的事。因为这2人出海几天没回，船主来家里通知，说可能出事了。几天后那起爆炸事故就发生了”。问到2人遇难时间、遗体在哪一天被发现，他都说不清楚。
当天19时多，记者见到了刘积昌的儿子刘江。记者要求在刘江家里与其见面，却被安排在了费支书的办公室。
刘江称自己是个渔民，捕鱼期基本都在海上打鱼。谈及其父亲刘积昌和堂弟刘运涛的死因，他的回答与费支书、刘志华如出一辙。与刘志华一样，他也说不清2人的遇难时间和遗体被发现的日期。
刘运涛的哥哥刘运波也住在东湖一村。第二天早晨，记者多方打听，找了近一个小时后，在一个偏僻的山坡上，碰到了推着摩托车、身穿日照港工作服的刘运波。他称自己下夜班刚回来，平日在日照港开车。
刘运波说，其大伯和弟弟不可能是在港口炸药爆炸事故中死的，他们都是普通渔民，他们的渔船捕捞地点与爆炸事故发生地相距十几里。问到具体细节，他称这件事跟他关系不大，具体情况不了解。
他还告诉记者，其母亲得了糖尿病，这些天一直在医院住院，所以不在家。
采访时，记者注意到，一位之前先称不知刘运波家具体地址，后又谎称其家离这里很远的老汉，一直蹲守在旁边，不肯离开。
如果刘积昌和刘运涛真的死于打鱼事故，渔业部门应该接到了相关事故报告。5月3日下午，记者赶到岚山区海洋与渔业局。该局办公室黄主任接待了记者。他向有关单位详细询问，并在电脑上查询了很久后说，2012年岚山区发生了15起渔业安全事故，死亡15人，全年没发生一次死亡2人及以上渔业安全事故。记者问会不会存在瞒报情况，他回答：“只要渔民参加了保险并涉及保险赔付的，不管死伤我们都会知道。但如果渔民没参加保险，我们就不一定知道了。”
如此说来，即使刘积昌和刘运涛死于渔船失事事故，东湖一村村委会也没有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刘积昌和刘运涛果真是开着“黑渔船”打鱼时出的事吗？
为了解更多情况，5月4日近20时，记者再次来到东湖一村。为避免被村干部发现，记者将车停在远离村子的路边，来到距离刘积昌家较远的村中十字路口。
天黑了，村中行人不多，但还有几家小店在营业。在一家小超市里，一位老大爷正坐在柜台后看电视。他姓费，一直住在东湖一村，与刘积昌家很熟。
聊起去年的“9·26”事故，他印象很深：“村里谁都知道他们是在港口上班时，被炸药炸死的。那个事故惨啊，听说死了不少人，报纸上都登了。”费大爷说，刘积昌死时60多岁，已多年没在海上打鱼了，“年纪大了，出海打鱼早干不动了”。而刘运涛30岁左右，这些年也不打鱼，多在外面打零工，还常在一些企业的冷库里干活儿。
正说着，进来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他也是该村村民，拥有一条渔船，捕鱼期常雇十几人出海。面对记者的询问，他显得很谨慎，没有直接回应，但并不否认，总是以笑作答。
在这家小超市的斜对过，有一家卖凉菜的小店。王姓店主的回答，与费大爷的回答一致，并肯定刘积昌早已多年不打鱼了。
一家蔬菜水果店里亮着灯。记者走进去边买水果，边与店主攀谈起来。这是一家夫妻店，男店主姓李，女店主姓刘，是死者家的远亲。男店主也称刘积昌已多年不打鱼了：“前些年我也打鱼，这两年腰不好也不打了。打鱼是个重体力活儿，年纪大了或身体不好了，都打不了。”他们告诉记者，刘积昌是在事故船上做饭的，与其侄子刘运涛都是船主招来的临时工，在船上没干几天就出事了。
谈起刘运涛兄弟俩的母亲，女店主称，他们的母亲确实生病了，但并没住院，这几天还看见过她带着孙子出来玩，并且聊过有关事故赔偿的事。
童家庄子村
记者笔记本被抢
村民称此人为村委会干部，街道干部称此人就是个普通村民
举报材料称岚山区涛雒镇西石梁头村有一死一伤，而记者从市安监局获得的遇难者名单中，并没有该村村民。5月4日下午，记者来到该村。
一位老汉正在田里干活，说起“9·26”事故，老汉回答：“我们村就一位姓王的受伤，没有死人。”
记者又进多户村民家里，连续问了多人，都称村里的确没死人，只有开船的船长王均普受了重伤。当天近17时，记者在邻近的栈子村见到了王均普。他看起来恢复得不错，只是走路一瘸一拐的，一条明显的缝合疤痕从他的头顶延伸至上嘴唇处。
王均普在事故船上已当了两年多的船长。事发前一天，他开着这条船从福建回来，第二天就去岚山港区干活，没想到出事了。“当时我正在驾驶舱，忽然一声爆炸，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后很长时间也不认识人。后来恢复后，才知道我们的船被炸成两截。”王均普称，除了船主丁洁元以外，当天上船干活的人他“一个都不认识”。因此，出事时船上到底有多少人、死伤多少，他都不清楚。但是，当记者拿出事故举报材料时，他急着接了过去，看得十分仔细。
举报材料称，东石梁头村有1人死亡，这也是市安监局提供的死难者名单中没有的。记者两次来该村调查，了解的结果一样——丁洁元就是事故船的船主。也就是说，举报材料称遇难者有丁洁元和船主，其实他们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记者两次赶到丁洁元家，他家都大门紧闭，无人应声。邻居称，丁洁元父母常住这里，但丁洁元生前住在岚山区石臼街道。事故发生后，其父母大部分时间在那边照看孩子。
记者向左邻右舍询问丁洁元的具体住址和联系方式，这些邻居都互相推诿。记者问：“你们是这么多年的乡亲，能不熟悉吗？”一位妇女回答：“那你去村委会问吧。”
在日照市安监局提供的死难者名单中，有一个人叫胡邵壹，住在岚山头街道胡家林村。4月中旬记者前往他家时，胡邵壹的父母先是警觉，后其父亲一再说：“至少有10人在事故中死亡。”然而，当5月3日记者再去他家时，问及事故的具体死亡人数，他不再言语。当时，他家还有其他村民。
见到记者到来，胡邵壹的母亲忍不住抽泣起来。她就胡邵壹一个儿子，没有女儿，胡邵壹遇难时，孙子还不到1岁。现在就祖孙3人相依为命。
记者没见到孩子的妈妈，原来她已离开了这个家。被姨奶奶抱着的孙子如今已1岁多了，长得俊俏可爱。本来咿咿呀呀的他，看到奶奶流泪，立即眼泪汪汪……
采访时，姨奶奶拉着记者走到大门外，极力压低声音说：“你们别问了，大队的人不让说……”她又迅速说了几句话，记者未能听懂。
岚山头街道的童家庄子村村民李世风，也在此起事故中丧生。记者几次前往，并耐心等待，都没见到李世风的妻子。经多方打听，得知李世风的母亲和哥哥李世龙也住在该村。令人不解的是，当被问及其母亲住在哪里时，有的村民称离这里很远，有村民干脆说不知道。
5月4日傍晚，就在紧挨李世风家的马路上，一位妇女告诉记者：“你看到坡下那个房子了没有？他妈妈就住在那里。”记者目测，那座黑顶矮房距李世风的家，不过一两百米之遥。
木制的门虚掩着。听到敲门声，一位30多岁的男人迎了上来，后面跟着一位老大娘。这就是李世龙和他母亲。院内养着许多可爱的白兔，往里走是一间小屋，既是卧室也是厨房。记者刚落座，就有两个陌生人跟了进来。走在前面的人50来岁，身材高大，一脸严肃，给人以来者不善的感觉。他进屋后一声不吭地在里侧床上坐下。另一个人的表情较为平和，主动坐在记者旁边。记者心生疑窦，问：“他们是什么人？”李世龙小声说：“是邻居。”
记者问了事故后李家的生活境况，说了些许安慰的话。几分钟后，意外的一幕出现了：坐在床上的大汉突然冲上来，抓起记者的采访本就撕，边撕边狠狠地说：“记什么记，问什么问……”然后冲出门外，带走了采访本。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记者一行惊呆了。等反应过来追出门外时，大汉的背影一晃就不见了。
李世龙显然也受了惊，在记者的追问下，才告知此人是村委会干部。记者问他能否带路去讨回采访本。他婉言拒绝了，并一再道歉。一位看见大汉冲出门的中年妇女，也说那人是村委会的干部。
这人是怎么知道记者到来的？为何要抢走记者的采访本呢？
开车驶离村庄后，记者将采访本被撕之事向日照市安监局反映。半个多小时后，岚山区委宣传部人员赶到，把采访本交还了记者。然而，与区委宣传部人员一起前来的岚山头街道一位女干部称，抢记者采访本的不是什么村委会干部，只是一个普通村民，“他是死者的亲戚，怕采访给他亲戚家带来影响”。
采访应答
“不存在瞒报问题”
相关部门和单位称没有事故调查报告，也不提供受伤人员名单
5月5日上午，记者在所住宾馆，见到了日照市安监局局长许家奎、副局长王宏焰。王宏焰是“9·26”事故调查组的组长。
许家奎说，日照市安监局曾经两次接到有关部门转来的信访函，一次来自山东省安监局，一次来自日照市信访局，都是反映事故瞒报的，都在“9·26”事故发生几天后的事故调查处理期间，之后再也没接到任何举报。
4月中旬记者第一次前来调查时，已将记者有所怀疑的死难者刘积昌、刘运涛的姓名、家庭住址等，告诉了许家奎和王宏焰，当时他们都表示非常震惊，并称会及时核查。但此次被问及核查结果时，许家奎沉默片刻后，说：“没有具体核查。我们认为这起事故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没必要再查了。”
在此次采访中，日照市安监局按照记者的请求，提供了此起事故的调查报告、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事故遇难者名单等材料，却没提供受伤人员名单，理由是“并不掌握这一名单”。
然而，事故调查报告在对事故发生过程进行描述后，这样写道：“伤亡人员名单附后。”也就是说，这一名单应该是事故调查报告的组成部分。
那么，在其他相关部门能否找到受伤人员名单呢？在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中，有日照海事局、交通运输局、港航局的人员。5月6日，记者一一采访了他们及这些部门的相关人员。
他们都称，从未听说过有关瞒报的事情，对这一情况不清楚、不了解。令人意外的是，接受采访人员毫无例外地告诉记者：他们没有受伤人员名单，也没见过相关事故调查报告。
这有些令人不解。2007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章第三十条规定：“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在事故调查报告上签名。”
与“9·26”事故相关的企业人员有何表态呢？
5月6日，记者采访了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中海水运工程有限公司有关人员。
在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匡立平的委托下，该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孙运峰和公司安全管理部副部长毕仑传接受了记者采访。然而，对于记者提出的关于事故的发生过程、事故调查等相关问题，他们要么不清楚，要么回答模糊。
孙运峰一再强调，这起事故对该公司、日照港集团造成了重大影响，并称该公司在这起事故中有些冤。他说，该公司只是基床爆夯工程的发包单位，是该工程的承包单位管理不善才导致了事故，给该公司带来“毁灭性打击”，“可是媒体总在追问我们，都来找我们，好像责任该由我们承担。我们有些不能理解”。
问及瞒报，孙运峰反问：“你说瞒报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没必要这么做吧。”记者问能否提供有关事故赔偿情况的材料、有关死伤者名单等，他们除了答应提供事故后该公司的整改材料外，其他都一一回绝，“这些应该找山东中海水运工程有限公司”。
记者问，能否让该公司分管安全的副总经理郭安文和对该起事故应承担领导责任的副总经理徐延国接受采访。毕仑传说：“他们都带队出去检查了，现在应该在福建。”
山东中海水运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在烟台。记者并未提出要采访该公司人员，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动联系沟通，将远在烟台的郝金涛叫了过来。
事故调查报告显示，郝金涛是山东中海水运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是发生事故的基床爆夯工程负责人。事发前，他在现场组织指挥，布药后，他登上了另一条船，因而幸免于难。在事故调查报告“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部分，郝金涛被列为16名责任人之首，认为“对事故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建议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5月6日下午，应郝金涛的要求，记者与他在一家茶馆见了面。他坐下后就基本低着头，不时紧闭双眼，表情痛苦。他告诉记者，“9·26”事故后，他没睡过一个完整觉：“我对不起太多的人了，真的，我想了结自己都觉得便宜自己了。打死我也想不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我觉得是天要灭我。”
采访中，“是天要灭我”这句话，被他念叨了好多遍。
记者了解到，他当公司副经理负责相关工程的爆破作业项目，已两年有余，共经历过几十次爆破，从未出过问题。谈起事故原因，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比较符合规范的：“我觉得我该做的都做了，我最大的失误，是没意识到海水会发生逆流。”
当被问及是否存在瞒报情况时，他显得很无奈。“你说我该哭呢还是笑呢？”他反问，“你说说我们瞒报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都未能拿到“9·26”事故受伤人员名单。记者能找到的2名伤者中，住在栈子村的王均普一再强调，自己对事发时的状况全然不知，“叫我把船开到哪里，我就开到哪里，别的我都不知道”。住在童家庄子村的宗金健，记者去了他家两次，都未能见到他。在等待的闲聊中，宗金健的母亲反复对记者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宗金健也不知道。”
记者问：“你儿子是在船上受伤的，他也什么都不知道吗？”宗金健的母亲回答“他回来了，也一样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