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艺术而言，趣味才是永恒的。趣味决定艺术的存在。不只是艺术，人同样离不开趣味。梁启超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政治人物，但梁对自己的判定是这样的：“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面所含一种元素叫‘趣味’的抽出来，恐怕所剩下只有个‘0’了。”梁是国学大师，他谈到学问：“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人们都认为鲁迅的杂文是投枪匕首，实际鲁迅的杂文趣味无穷。杂文是一种极度干预现实的文种，从投枪匕首到愤青，这一文种确实有着它的社会担当。但任何一种艺术都要有趣，无趣不活，杂文是一种最不可忽视“趣”的文种。

　　杂文号称投枪匕首，我觉得“投枪”有趣，无论在明处还是在“壕堑”里，投准、投中就是趣，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样强大的杀伤武器。文章的功能是智和趣，越使用大道理越无趣。丰子恺写过一篇杂文叫《口中剿匪记》，妙在有趣。现实生活中，趣比美更容易被发现，生活中不缺乏趣，也不缺乏发现趣的眼睛。惩治一个贪官，那是法律的事，用杂文惩治贪官你信吗？肯定不信。但贪官的背后不乏趣味，这个趣味就是让人看到权力怎么变形，怎么变坏，怎么变恶，怎么离奇。玩蟋蟀的人把两只蟋蟀放进瓷缸里，一堆脑袋围着看，尽观它的一招一式，这就是趣。能把世上的人和事也放进一个瓷缸里来观看，就是莫大的趣。说做不一，表里不一，反差越大，揭穿了就越有趣，这可以叫做杂文的“解剖学”。

　　现在的杂文，除了抄报纸抄资料，比较卖力的是一种常识贩卖功能。常识在公民教育和教科书中必要，当成杂文就无趣。虚伪的东西本来无趣，而且可憎，如果把它戳穿，便有了趣；戴着假发的人招摇过市，在秃顶掉发的人面前显摆，本来无趣，这时有人上前一把撕下他的假发，暴露真实，就有了趣。批判假丑恶不如揭露假丑恶有趣。

　　现实社会，人们只发现不平事、可恨事、可恶事、同仇敌忾的事、千人指万人骂的事，绝望之时，气极之时，伤痛之后，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杂文，不妨给人另一种面对的办法，那就是开开心缓解一下，过去的相声和现在的段子，都有这个功能。自嘲实际是一种积极面对生活的方式，自嘲包含了趣。还有一种“苦趣”，苦趣也是趣，比绝望、比歇斯底里健康。“苦趣”更能体会生活百味。鲁迅敢于“自嘲”，其实中国人都应当有这个本领。鲁迅的兴奋点在于戳穿那些虚假和伪装，无论是历史的、文化的还是现实的，戳穿它的虚假和伪装，还原真实，晓之世人，这是鲁迅最大的趣味。因为在他人做不到的情况下，惟鲁迅能做到，所以特别有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皆有“瞒和骗”，把欺骗揭穿，把粉刮掉，鲁迅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鲁迅的杂文表达擅长讽刺与幽默，讽刺与幽默是杂文的两根筋骨，也是杂文的趣，现在的杂文，这两根筋骨抽掉了，很多杂文成了没有艺术的表现，只剩下大道理。

　　我认为，郁达夫深知鲁迅，林语堂了解鲁迅。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一文中写鲁迅：“……俄尔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断、胃伤、肚伤、肺伤、血管伤……”林语堂笔下更真实的鲁迅是：“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写杂文的人拼了老命去“参政议政”，倒不如练就投枪技艺，后者才是大快乐。